杭州今年进入“最大拆迁年” 城中村改造别忘了他们

浙江日报 王玉宝 城中村

城中村改造导致几十万“打工族”重入租房市场。租房成本大幅上升带来的新民生问题,有必要纳入政策协调视野。

有一个看上去很“小”的事,不一定受到社会普遍关注,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。

媒体称,今年杭州正在进入“最大拆迁年”。按照规划,“十三五”时期将完成主城区178个城中村改造,其中多数是整村拆除。届时,这些村落将蝶变成配套完善、生活便利、环境优美、管理有序的新型城市社区。

这是一个让人畅想连连的美好工程。一拨拨村民签下拆迁协议,拿到补偿,喜笑颜开。美好的明天,在此启航。与此同时,也有一个群体,开始忙碌起来——

比如,笔者所住小区打扫卫生的一对四川老年夫妇,最近正发愁。对面的王马里、岳帅里已开始拆除,他们没了住处。原想搬到其他城中村,却发现到处都在拆。如果租商品房,租金相对其收入太高。但是,为了在杭州继续工作,他们一咬牙,和女儿女婿合租了一套两居室,租房成本翻番。

此事涉及的人群绝非少数。按官方数据,杭州市从1998年启动城中村改造,前17年改造了68个村,后5年要改造178个村,后期力度之大可想而知。据估算,杭州今年将改造24个村,涉及村民起码2万户,涉及的租住群体有几十万人。这个群体大多数在杭州从事餐饮、保洁、环卫、家政等工作,收入有限。城中村改造导致几十万人重新涌入商品房租房市场,对主城区房租价格形成显著推升。很多人陷入了寻寻觅觅、不得一室的苦恼之中。

城中村改造,是城市化、现代化的必经阶段。平心而论,短期阵痛在所难免。但是,政府需要关注,并尽最大可能照顾好各方利益,防止弱势群体遭受无人关注的“损伤”。

按照杭州相关部门的表述,这场“攻坚战”与过去相比政策更人性化、更惠民利民。比如,充分考虑村民利益,加大货币化安置力度,留用地指标落实多样化,等等。这当然值得点赞。然而,各种政策版本中,基本看不到有关打工族的内容。这一群体因拆迁带来的租房成本上升问题,基本没有进入政策协调视野。

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,不能不考虑这一问题。城市再怎么升级,马路总要有人打扫,早点总要吃,发达如纽约也如此。但是,就目前的市场机制而言,他们自身无法向雇主提出议价。租房成本的提升,很难通过自身博弈向上游分摊。此时,如果政府不能张开双臂,提供温暖,他们真的就要成为沉默的群体,独力承担房租成本的上升。而且,市场上不合规的群租、“蜗居”乃至“蜂巢房”将不可避免再度涌现。

如何在政策视野纳入打工族的民生利益?笔者建议,其一,考虑到一些单位已经建立工资集体议价机制,相关部门应协助工人借此提高补助。城市转型的成本,不应由弱势者独力承担。

其二,扩大公租房受理范围,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。目前,杭州已有这个口子,但并不能有效落实。主要原因在于程序繁琐,不够便利,证明文件较多。外来务工人员也缺乏知晓渠道和参与分享能力。相关部门应主动组织排摸调查,符合条件的集中纳入,免去个体办理的繁琐。

其三,研究对发展城市中低价青年公寓的扶持政策。城中村的拆除,正带起一批面向打工者的低价出租公寓,这是市场自身化解这一矛盾的好事。政府应扶持引导,充分挖掘资源,加强规范管理,共撑一片家园。

城市文明的制高点,表现在人文关怀指向的最低点。我们要实现的高水平全面小康,是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小康。城市的美好明天,我们应共同拥有。城中村改造的角落里,不应留下“他们”的失落和无助。

(编辑/俞家璐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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